5省市人口为何逆势正增长******
近日,多省市公布了人口数据,截至目前,已有青海、江西、甘肃、广西、重庆5个省市宣布人口正增长。专家分析认为,这些省市的人口增长中既包含自然增长,也有人口迁入的影响,接下来,曾经在出生人口数量上占据第一位置的广东和人口增量曾位居第一的浙江也可能实现人口的正增长。
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
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
人口负增长的整体趋势下,仍有多个省份逆势实现了正增长。1月29日,青海省统计局发布消息称,2022年末,青海省常住人口59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万人。至此,已有青海、江西、甘肃、广西、重庆5个省份宣布人口正增长。
其中,2022年末江西全省常住人口4527.9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58万人;2022年末甘肃全省常住人口249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万人;2022年末广西常住人口50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万人;2022年末重庆常住人口3213.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9万人。
但这一增长或许并非完全是“自然增长”,其中还涉及人口的迁入与迁出。人口学专家何亚福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是正增长还是负增长,需要了解两个概念,一个是人口自然增长,一个是机械增长。“某一年的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就是自然增长率。如果出生率大于死亡率,那么自然增长率就是正数。如果没有人口的迁出或迁入,自然增长率是正数意味着人口正增长。”
“所谓机械增长,则是指人口迁移,包括迁入和迁出。由于存在人口迁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增长率是正数并不意味着人口一定正增长,是负数也并不意味着人口一定负增长。一个典型例子是,德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多年来是负数,但由于德国近年来接收了大量外国移民,所以近年来的总人口保持正增长。”何亚福表示。
何亚福介绍,2022年,青海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7%。,广西为1.43%。,江西为0.25%。,都为正数,意味着这三省出生率都大于死亡率,而甘肃、重庆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04%。和-2.11%。,代表着两省的常住人口增加主要是因为净流入人口大于自然减少人口。
正增长背后的经济“磁吸力”
“一般规律来说,人口是往发达地区、就业机会多的地区流动。”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常住人口的增加主要靠外来人口而非户籍人口,所以全国来看是总量萎缩,个别省份有结构性的增长,原因主要就是经济发展的水平、潜力以及背后强大的公共服务能力。”
那么,上述省市拥有怎样的经济“磁吸力”。以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25%。的江西为例,2021年江西省GDP为29619.7亿元,比上年增长8.8%,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四位。而2022年,江西省的GDP则达到32074.7亿元,同比增长4.7%,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的增速与福建并列第一。人口增长同步进行,2021年末,江西的常住人口减少1.46万人,而2022年江西除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数外,在人口机械增长方面也新增流入人口9.45万人。
同理再看重庆。2022年,重庆新增流入人口7.7万人,与之同步的是重庆经济地位的“飞升”。数据显示,2022年,重庆GDP为29129.0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首次超过GDP为28839亿元的广州,进入全国四强。
甘肃的“磁吸力”同样有迹可循。2021年末,甘肃省新增流出人口14.53万人,而2022年,甘肃则逆势新增流入人口约2.1万人。在此期间,甘肃省持续优化经济结构,工业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2022年1-12月,甘肃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7%、制造业投资增长46.9%,其中,制造业技改投资、装备制造业投资和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54.4%、68.9%和14.7%。总体上,2022年,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11201.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5%,增速高于全国1.5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三位,位次比上年大幅前移17位。
广东浙江或也保持正增长
人口实现增长的或许不止前述5省市。
从2021年来看,数据显示,广东2021年末全省常住人口1268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18.31万人,出生率9.35%。;死亡人口61.12万人,死亡率4.83%。;自然增长人口57.19万人,自然增长率4.52%。。当年,广东在出生人口上占据了第一的位置。
那么广东是否仍会实现人口增长?何亚福认为,答案或许是肯定的。“到目前为止,广东省尚未公布2022年常住人口数据。但按照往年的数据来分析,广东省2022年常住人口可能也是正增长。”
何亚福认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一直是人口净流入的省份,中西部省份有大量的年轻流动人口去广东打工。对比“七人普”和“六人普”数据,可以看出,从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间,广东省常住人口就增加了2169万人,增量居全国各省份的第一位。
而在增量方面,2021年占据第一的不是广东,而是浙江。数据显示,浙江2021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6540万人,且超过了广东60万人的增量,增加了72万人。
在何亚福看来,浙江与广东类似。“浙江2021年出生人口为44.9万人,死亡人口为38.4万人,自然增加人口仅为6.5万人,但常住人口却增加了72万人。可见,浙江人口的增长主要还是受益于人口流入,且可能继续存在人口流入。”何亚福表示,“所以,预计浙江和广东2022年常住人口都是正增长。”
“广东、浙江两省保持住经济、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就仍旧具备人口增长的基础和潜力。”王军认为,“其实,人口是一个慢变量,短期之内的现象不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需要较长时间、连续观察可能才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规律。但总体上,主要的经济大省应该都具备内生增长动力和吸引外来人口的优势。”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气候变化真的存在吗?还是仅仅是理论预测?******
当地时间12月7日,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中国角“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正式举行。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界、业界和学界人士在边会上围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传播干预低碳消费、电影艺术与气候传播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在边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
俞岚认为,当前气候传播应该传递三个重要信息,第一是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第二是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第三是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
在俞岚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 中新社 陈溯/摄以下是俞岚致辞全文:
尊敬的解振华特别代表,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由中国新闻社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气候传播和公众意识”主题边会。这是我们连续第六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主办这一主题的边会,也是解振华主任今天凌晨抵达卡托维茨后参加的首场边会,足以可见中国政府对于气候传播和提升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高度重视。
我本人从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开始跟踪全球气候谈判进程,8年来,我和我的同事笔下记录了许许多多的气候人、气候事,见证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进展,也目睹了绿色低碳转型的艰难和困惑。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强烈不确定,作为媒体人,我们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向公众讲好气候故事,鼓励更多人自觉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在新的数字化时代,媒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和定位也应该与时俱进,在我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在陈述我的观点之前,有一个问题跃然而出,那就是“气候变化是现实发生还是理论预测?”如果答案不是一目了然,那么让我们直观回忆一下近期肆虐的飓风麦克,加利福尼亚山火,印尼的海啸以及很多美妙名称的极端天气现象,比如厄尔尼诺。所以,无需复杂论证,气候变化确实在发生,并且发生的频度和烈度均超出我们的预期。显然,我们需要达成的第一个共识是,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在此次气候大会上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在经过了连续三年的平稳表现后,2017年、2018年再度反弹。到底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做得远远不够?1.5度或2度的目标如何才能按进度实现呢?或许,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更加坚定,并且更加有指向性。
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也应该是当前气候传播中的要传递的重要信息:
第一,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任何经济实体,在财务收益的必然选项基础上,必须把环境、社会效益和公共责任纳入目标和愿景;任何投资活动,除经济回报外,ESG、责任投资和可持续性投资等必须自动成为投资决策的关键要素;公共意义和愿景必须是人类财富创造活动有机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绿色必须始终成为人类活动的底色。进入新经济时代,绿色代表价值,绿色创造价值,没有绿色内涵的所谓经济价值在扣除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之后所剩无几,所以,公共意义和愿景并非经济不可持续,很多实证研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全球多边协议是“从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需要广泛协调参与国的利益和诉求,参与国以民生、发展、福利和成本等因素,都能相对容易地拒绝协议或执行时消极应对。协议本身立意高远,结构缜密,但症结却在执行层面,没有一定强制力的执行机制,国际协议全面落地的可能性不高。那么,为何不可以考虑同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呢?就是建立规则导向的气候要素市场和发明并推广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绿色技术一旦经济上可行,它的系统性推广就会提速,而广泛运用也就水到渠成。在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技术不仅是催化剂,而且是主要推动力,一旦通过市场使技术可定价、可交易,那么,即便出于经济考量,市场主体也会理性判断并调整其碳排放和碳足迹,经济个体合成的结果是绿色经济整体收益的“帕累托改善”。
第三,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数字化时代,技术无处不在,绿色经济也不例外。绿色倡议在规范化和流程化的过程中,诸多环节存在瓶颈和制约,仅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出发,可以一定程度上进行疏导和协调,但多元利益诉求的低程度披露和低精度量化始终约束效率的进一步焕发。假设换一个思路,把技术引入绿色经济流程。比如,区块链技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方法,把绿色经济活动和所有参与者的一举一动实时记录,任何修改都会同步呈现,信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高度对称,任何的“漂绿”(greenwash)和指标数据造假行为分毫毕现。因此,可核实的技术实现迎刃而解,其后的惩罚机制和强制措施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据。
这些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上有争议或者有疑虑的问题,恰恰是媒体可以大有作为的空间。近些年来,我们看到在中国、在波兰、在欧洲,在全球各国,都有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然而,与此同时,IPCC最新发布的1.5摄氏度报告又一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我们都在与时间赛跑,但跑步的速度还不够,记者与媒体的职责,或许就是一遍又一遍地指出这一点,并且用前瞻的眼光帮助厘清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看到,今天在座的有不少是曾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朋友,中国参与气候谈判、气候治理这么多年以来,政府、媒体、学界、企业、民间组织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我衷心希望,气候传播的朋友圈能够越来越大,气候传播的事业也能够不断地有“新鲜血液”参与其中。
再次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边会,谢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